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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缘投于彭树智先生门下为徒，实为人生一大幸事。然而，我两度师从于先生，且又是先生最后一届硕士生，时至今日仍有幸当面领受先生教诲，其缘之深、其幸之大，一句“人生一大幸事”又岂能涵盖。

一、初入师门识先生

初识先生是在1987年秋。当时先生为研究生开设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课程，我去旁听。由于本科所学专业是英美文学，史学知识极度缺乏，浑然不知何为史学，何为中东研究，先生讲授的内容我完全听不懂。但是，课堂上先生儒雅的风度，课间简短对话中先生的和蔼可亲，给我留下了至今难以忘怀的、仿佛发生于昨日般清晰的印象。

次年，先生兼任中东研究所所长，从此与先生有了近距离接触。先生到任后，时常勉励所里青年积极进取。1989年我赴巴基斯坦访学前夕，偶遇先生提及出国的事，先生嘱咐道：巴基斯坦是我国友邦近邻，印巴关系历史与现实复杂多变，与刚结束苏联侵阿战争的阿富汗，民族、宗教联系紧密，其自身政治、宗教等也动荡不定，要多关注其历史及现实问题。回想起来，先生是在为我指出一个潜在的科研生长点，可我并未完全领悟先生的用意，巴基斯坦之行成为我唏嘘不已的沉默成本。1990年归国后不久，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基于中东地区是国际热点集中的地区，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又普遍对中东缺乏必要的知识，先生主编了《中东国家与中东问题》一书。我承担了部分撰写工作。交稿后数日先生与我面谈。展开书稿，我不禁大吃一惊，几十页书稿中，几乎每一页都有少则三五处，多则十几处修改，包括标点符号的修改。更让我感动的是，先生将删除部分又亲自撰写了两页半文字予以补充。未能完成好先生指派的任务，我深感愧疚。但是今天看来，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正式出版著作的写作工作，在学史治学的起步阶段竟有幸得到先生的指点，这令我至今仍感慨不已。

一个在史学殿堂外蹒跚学步的青年，就这样一步步走到了先生的身边，来到了中国中东史研究的殿堂前。1993年在学长及同事鼓励下，我报考先生的硕士生，在彭门之外徘徊数年后，终于入门为徒。更为庆幸的是，这是先生招收的最后一届硕士生。

初入师门，问道于先生，我逐渐领会了史学之博大精深，也感悟到先生为中国世界史、中东史研究付出的心血。

入学后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史学是什么？问题起因于先生对我的课程作业的一句批语：“虽已登堂、尚未入室。”哪曾想，我迎面撞上的是一个“历史哲学家和职业史家们曾不惜笔墨地辩论史学的特性，似乎至今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①]原以为文史不分吗，国外史学界也有历史属于文学的说法（history as literature）。[②]希罗多德和司马迁在文学及史学历史上同样享有崇高的地位。略有语言文学基础，自以为史学并非深不可及。然而，“史学是什么”看似是一个“入门问题”，但却反映了史学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在中国如此，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也是这样。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还拥有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在欧洲，只有史学、数学和天文学在成为制度性的学科以前，就已经独立存在了两千多年。”[③]对史学的本质特征，先生曾有精辟的论述：“历史学是基于史实理解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分析科学。”[④]2002年先生进一步阐述道：“历史学是基于理解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内心世界的分析性科学。如果一个历史学者力求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广阔的联系，关注普遍历史过程的综合和分析，他至少是在探求规律方面迈进了一步。虽然他不能奢望自己会发现社会规律。这如同自然科学家去发现物质的根本规律一样难。”[⑤]马克思、恩格斯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学。”认为历史科学的最高任务就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先生对史学的认识和领悟无疑是深刻的。国外史学家中亦有近似看法。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事实上，历史学已经从纯描写及叙述性转向了分析和说明；从集中研究独一无二和单个事件转向对规律的研究和推论。”[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危机”的哀叹声曾不绝于耳，史学自身也“日益脱离社会，疏远大众。史学论著读者一般不出专业圈，成果的价值主要靠同行来认定，而并不考虑社会接受的程度。于是，史学就成了一个在专业圈内循环、过度专业化的学科，这使它的社会声誉不高，在知识和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趋于下降，在资源分配和学生来源方面，也越来越落后于不少新兴学科和运用学科。”[⑧]这些现象说明，史学一定程度偏离了它的本质，进而成为被批评的鹄的。先生认为，“史学的性质、内容和作用说明，它虽然是一门基于历史资料而研究历史过程的综合性基础学科，但它既把历史过程的基础研究作为主要任务，又具有可供选择的广阔应用面；它既把科学性作为自己的根基，又具有强烈的时代性、阶级性和现实性。史学的社会功能，自然不能用实际物质利益来衡量。史学的社会功能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资政功能、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恰恰在这三个方面，体现了史学与社会、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历史学家要维持史学的地位，”为此要做到：“第一，把历史研究和社会现实研究结合起来。……让人们看到史学的直接或间接的现实作用。第二，把学术研究和普及历史知识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史学认识功能的同时，发挥它的教育功能，使史学走向大众。第三，把严谨的逻辑分析与生动形象的叙述结合起来，……第四，把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历史学为国家、为人类、为大众利益服务的社会功能统一起来。真实性和科学性是历史学赖以生存的根基。只有在坚持真理、维护史学学科科学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始终挺立于世界学术之林。”[⑨]学生浅薄，不敢对先生的史学思想妄下论断，但先生的论述无疑是对唱衰史学及其史学危机论的有力回应，也使我对史学及其本质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开放程度、政治环境、不同时期对外国学术成果的不同评价和取舍，一定程度上规定着我国世界史的研究水平。”“学术上的苏联话语和中国政治的革命话语相结合，决定了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的世界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主题和特征：各国各时期的革命史、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史、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成为世界史研究的主要领域。”[⑩]

先生对自己的学术历程总结道：“我在史学事业追求中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很像一部移民创业史。……时代影响着史学家的世界观，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的运用，影响着他们对研究课题的选择和价值的取向。”[11]

先生早年就显露出史家的才华和天分，受到侯外庐、周一良、季羡林等著名史学家的启迪和指导，进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主流领域。从求学时本科与研究生阶段对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及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的研究，到1957年回西大任教后民族解放运动史的研究；从“文革”时对国际共运史及其历史人物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后中东史研究，先生近60载的学术生涯及其学术重点的变迁，折射出时代的脉搏。

然而，史学家个人的理性抉择，自觉意识，乃至胆略，却是理性、主观、能动的。先生青年时代以炽热的爱国情怀投入史学的殿堂，但选择世界史研究方向却显示了先生的勇气和胆识。1957年杨人楩先生曾无奈地呼吁道：“我们的科学落后，当然不可能叫各门科学齐头并进，应当排排队，不妨把世界史排在末尾，只要不把它抛在外面。”[12]由此可以想见，建国初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薄弱与落后。1957年先生回到史学积淀深厚的西北大学历史系执教。西大历史学科曾经是名家云集的史学园地，先后有黄文弻、陈述、周传儒、萧一山、王子云、谢国祯、马师儒、杨向奎、史念海等先生于斯执教。建国后，首任校长侯外庐是可与范文澜、翦伯赞等先生比肩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文革”前后，西大历史学科仍荟萃了陈登原、马长寿、陈直等多位史学界顶尖学人[13]。然而在名家荟萃的西大历史系，却难觅世界史名家的身影，也鲜有重要的世界史学术成果出现。因此，世界史并非西大史学的优势学科，学术氛围和根基也不可与中国史研究同日而语。1980年后先生开始了中东史的研究，但当时“整体上看来，我国的中东史研究一直是世界史学科领域中的薄弱环节，表现为学术力量不足，成果的数量与深度有待提高。”[14]就社会政治环境而言，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岁月，先生的科研、教学工作屡受干扰。

先生正是在学科整体落后，学术环境相对不佳，不断受到政治运动冲击的条件下，以独辟蹊径、独树一帜的胆识，以百折不摧、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入地狱之门”研究世界史的决心，以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学术生涯的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地位。

先生读本科时完成了15万字的毕业论文，研究生阶段以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为主题，在《人民日报》、《北京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回西大初期，在侧重研究民族解放运动时提出了“1923—1924年民族解放运动持续高涨”的观点，为世界现代史教科书认可、采用。受政治运动干扰时，先生的理性思考从未止步，特别是“文革”荒废的十年对先生来说并未“荒废”，通过惟一被允许、被鼓励学习的马列原著，研究共运史及其历史人物。“文革”后不久，先生相继出版了《叛徒考斯基》（1978年）、《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1982年)、《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1985年）。《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史学月刊》等多种学术期刊同年连续发表书评。1987年在《答< 追求者自白>编者问》中先生也认为，这是自己比较满意一部著作。[15]与此同时，先生在民族解放运动及民族主义研究方面，更是厚积薄发，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发表系列文章，先后出版了《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等著作。

中东史无疑是先生研究历程最长、倾注心血最多、学术成果最丰富、对中国世界史研究贡献最大的研究领域。先生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东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题史等开拓性成果。在先生的主持下，1991年中国学者第一部阿拉伯国家通史性著作《阿拉伯国家简史》问世，1992年中国学者第一部中东国家断代史著作《二十世纪中东史》出版，1993年出版的、先生亲自参与撰写的《阿富汗史》，是中国学者首部中东国别史及阿富汗史的专著。上述三部著作创造了中国中东学界的“三连冠”。专题史的标志性成果是《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现代化》（1997年出版）。专题史方面，先生还主编了《世界十大系列丛书》以及《外国人丛书》等普及性著作20余部。对此，不再一一胪列。

中东国家通史研究无疑是先生着力最多的领域。1993年《阿富汗史》出版后，先生开始全面谋划中东国家通史的撰写工作。先生“潜心耕耘，十年一剑（1997--2007），终于推出了‘跨世纪’之作——13卷本的《中东国家通史》，为我国中东史的研究进一步开展与学术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前所未有的基础。”[16]《中东国家通史》等著作的出版，也了却了先生“要在中国人的书架摆上中国人编写的中东史著作”的心愿。

第二，文明交往论的提出。1986年后，先生开始了“文明交往论”的理论探索。我个人第一次较完整地接触到文明交往论，是在先生为学生开设的“马列经典著作选读”的课程中。先生在讲解《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论述了文明交往打破了封闭的民族和国家壁垒，使世界联结成一个整体，使孤立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理论思想。《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一书序言中，先生又从文化的角度阐释了文明交往的含义，在业师周一良先生狭义、广义和深义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边义文化的概念。长期以来，“先生认真梳理、深入思考了经典作家盛京棋牌历史交往的观点，结合国内外学术界盛京棋牌交往问题的讨论，通过对世界上一些贯通古今的重大事件的比较，揭示了社会发展与文明交往的互动关系，并逐渐归纳、厘定出‘文明交往论’的具体内涵、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17]先生正是“用文明交往的视角，在《二十世纪中东史》、《阿拉伯国家史》（2002年修订再版后改为现书名，作者注）、《中东国家通史》中，对人类不同文明在中东地区的互动交往作了多侧面的探索……。”[18]先生在三部理论精品专著《文明交往论》、《书路鸿踪录》、《松楡斋百记》中，对文明交往理论做了最全面的论述。“文明交往论”是先生继“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理论体系”之后又一个创新性理论体系。

第三，创立自成一派的学术群。20 余年来，在先生的引领下，西北大学中东史研究已经形成了学术根基扎实、成果丰硕、团队稳定、学术特点鲜明的自成一派的学术群。1988年先生兼任西大中东研究所所长后，为该所确定了“现实与历史结合，科研与教学结合，重在出人才和成果”的发展方向。先生以学术战略眼光和强有力的组织能力，选择课题，组织团队，集体攻关。《中东国家通史》、《阿拉伯国家史》、《二十世纪中东史》、《阿富汗史》、《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现代化》等，都是集体攻关的结晶，也彰显出在盛京棋牌中东学界的地位和优势。在科研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也锻炼培养了队伍，形成了高水平的科研团队，取得了既出精品又出人才的“双丰收”。1986年以系所结合所形成的优势，西大世界史专业获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国内首个中东、南亚博士点，而先生成为国内中东研究领域首位博士生导师。在先生带领下，西大中东研究所在中国中东学界异军突起，成为中国中东研究最大的人才培养基地。以先生主持的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东问题与我国战略对策研究”（也是该年度我国西部地区争取到的惟一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标志，自2001年以来，西大中东研究学术群几乎每年都争取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含面上、青年、西部项目），从而显示出整体上、高水平的科研实力。西大中东史学术群与先生都有师承关系，受先生的熏陶，在理论思想、研究方法、学术风格等方面，都自觉地传承了先生的“文明交往论”等理论的特点和方法。特别是先生的文明交往论已成为该学术群最具个性化的特征，在中国中东学界自成一派，在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在先生引领、培育下，西大中东史研究从此脱颖而出，成为学界公认的优势学科群，同时也一举改变了中东史在中国世界史研究中“起点低、底子薄、积累少”的局面，为中国世界史研究做出了贡献。

 二、再入师门识殿堂

1997年再入师门为徒，跟随先生读博士，使我幸得再度在先生足下领受指教的机缘。此时，先生引领下的西大中东史研究在中国世界史学界已无出其右者，处于毋庸置疑的领先地位。西大中东研究所更是成为中国中东研究最大的人才培养基地。

与此同时，我也跨入了一个先生精心培育的人才济济的博士群。先生在教育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对高端人才的培养。1986年，先生获国务院批准为世界史博士生导师，迄今先生亲自指导的博士生已有31人毕业取得博士学位。而这个博士群又进一步延伸，先生的再传博士弟子数量也甚为可观。2010年6月，西北大学中东、南亚博士点共毕业博士65人。西北大学中东、南亚研究博士群，在当今中国中东学界戏称为“西北军”。此“西北”乃西北大学之“西北”也，非相对落后和欠发达的彼“西北”也。这个博士群的学子们在读博期间，就展示出各自的长处和特点。部分人在读期间就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世界历史》等学术期刊发表了论文。他们是时下中国中东研究的重要力量，他们活跃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大多数正处于学术研究的高峰期。这里不能不敬佩先生的战略眼光。当学子们来到先生门下时，先生有意识地引领他们寻找不同的学术科研生长点，或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领域。由此扩而展之，先生的学生几乎在中东研究的所有领域都占据一席之地，且大多数术有所成。目前，这个博士群已走出博士生导师7人、教授20人。翻看国家社科基金各年度立项目录，几乎都能看到这个博士群里熟悉的名字。更有拔乎其萃者，这个博士群中已有两人担任大学副校长。而先生的两位弟子更是长期担任中东所所长、副所长，精心呵护着弟子们的精神家园。当然也有出乎其类者，弟子中也出现了佛学、文学、国际法学等知名学者。甚至有弟子成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授。

在我的博士毕业答辩会上，陕西师范大学刘念先教授曾不无感慨地赋诗一首：《七律·辛巳冬博士论文答辩会书赠老友》。诗中写道：“同窗三校忆青春，谊过古稀倍惜珍。难得知交情义重，故教晚岁往来频。一年一聚评文论，半议半聆助识真。最羡君门桃李盛，莘莘世纪创新人。”先生也曾表示：“我愿在长跑路上学有薪传，在自我职责创造的同时，把长跑变成接力跑，培养更多的后来者接过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19]先生援引郑板桥《题画竹》诗表达自己的期许：“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20]                                                                                                                 

读博期间，我逐渐领悟到先生盛京棋牌培养研究生的深入思考。先生对研究生的培养这样总结道：“我培养研究生，着力于科研意识、科研基本功、科研生长点和科研成果四个方面，其中选择科研生长点属科研人员的长远发展方向，因此尤为注重科研生长点的选择。做科学研究要有科学精神，首先在态度上须敬业；其次在方法上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做到‘眼在远处，手在近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在选准科研生长点的既定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步步为营、针针见血地扎实前进。”[21]先生对研究生的培养也展现出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先生曾说：“博士研究生是未来各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有的将成为国家各级领导部门、各条战线的骨干，这些人才虽然人数不多，但由于岗位的重要性，他们的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和组织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展速度。因此，培养质量高、数量多的博士研究生是党和人民的需要，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22]

令我感悟更深的，是先生对研究生个性化的培养。先生曾自问：“我国人文社科界为何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公认的大家和大师？”对此，先生“发现……在于缺乏一个多样的学术个性成长的环境和多样的学术个性化培养的途径。教育行政部门的宏观管理和导师对研究生的严格要求，完全是应当的。但是这一切工作的目标，在于增强研究生的创新能力。”“须知在人们精神劳动的复杂过程中，个人的主动性是最具有学术生命活力的因素。”“博士生创新的关键之所以在学术个性化的培养，这是由创新的本质要求所决定的。学术贵在创新，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创新是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和灵感思维等思维方式的综合体现，是治学的高层心理状态。”先生特别指出：学术个性化归结起来，是尊重博士生的独立人格，培养他们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品格。[23]先生就时下对研究生的评价也采取量化的标准提出了个人的看法，认为“量化评价的优点在于简化了标准体系，提高了工作效率，可计量、可比较，便于行政操作。但是弊端很多，如激励短期行为、强化长官意志、误识良莠人才，特别是扼杀了学者个性。……最大的问题是政事不分、数量质量混淆，把学术问题简单化了。对于 培养人才和学术发展，尤其是对精英人才的个性成长，极其不利。”[24]

正是在先生精心培养和呵护下，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走出的每一位学子，大多都业有所成、事有所就。而我作为该群体的一员，也不无荣耀之感。

在读博期间，我也感悟到先生多样化、国际化培养博士生，以及因材施教的艺术和理念。先生在立足国内培养博士生的同时，也利用国外资源、条件，走国际化培养的途径。对此，因我个人的经历而体悟尤为深刻。先生的第一届博士生中，就“有一名博士研究生，是同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中东研究所联合培养的，……在资料积累、吸收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受益。在回国后的博士论文答辩中，得到答辩委员会全体委员的一致好评，……。”[25]我再入师门后，巧有机遇赴叙利亚访学（事后方知，此次行程是先生的安排。）。启程前，先生嘱咐我，要在硕士在读期间已有叙利亚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叙利亚国家政治、历史、文化、宗教等问题的认识与探索，通过此次叙利亚之行，要为博士论文的写作打好基础，力求对叙利亚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扩展。有先生的耳提面命，也有巴基斯坦之行的前车之鉴，赴叙利亚期间我不敢丝毫懈怠，并依照行前先生的嘱咐和自己的计划，顺利完成了访学行程。回国后，在访叙研读的基础上，在从大马士革大学、叙利亚国家图书馆、黎巴嫩美国大学图书馆、中国使馆文化处及约旦大学等搜集到的资料基础上，发表了叙利亚历史、经济、文化、外交、改革及叙黎关系等方面的学术论文，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期间还受先生指派，完成了《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8月出版）的撰写任务。就此，跟随先生读博的求学经历划上了句号。我的读博经历是先生多样化、国际化博士生培养理念的具体体现，是先生诸多培养方式与个案之一。当然，我仍然在先生身边工作，求教于先生依然在继续。

回国后与先生交往的一件往事令我至今记忆犹新。访叙期间，在一旧书地摊上以极低的价钱觅得一部英文版《叙利亚史》（History of Syria－Including Lebanon and Palestine）。作者是菲利普·K.希提（Philip K. Hitti）。我向先生提及此事，先生命我将书取来。先生仔细地翻阅着，从扉页到目录，从前言到正文，从出版年代到出版公司。看到书中大量的阿文、法文、英文批注，以及大量的外人并不理解的各种记号，先生感叹道：书主人一定是个有心、用心的史家。站在先生桌前，望着先生的神情，我似乎悟到了此书的价值。此前也曾阅读过菲利普·K.希提所著的《阿拉伯通史》汉译本。但是对作者在阿拉伯史学地位的了解，对著作的学术意义的认识，却是在先生《文明交往和通史研究问题的思考――中东国家通史· 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编后记》一文发表后。先生在文中谈道：“这里要特别提到美籍黎巴嫩裔学者菲利普·K.希提（Philip K. Hitti），他对通史的贡献，是在《阿拉伯通史》、《叙利亚史》和《黎巴嫩简史》以及《近东史》等一系列著作中，把地区和国别通史的通识、综合、全局和局部融为一体。读希提的著作，使人想起了阿拉伯、叙利亚和黎巴嫩史的卓越成就，反映了不同文明的交往，堪称为黎巴嫩‘侨民史学’的代表人物。”[26]先生是“英雄惜英雄”、慧眼识“真金”！先生也对我幸得此书而欣喜，曾在后入学的博士生中多次提及此事。

《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完稿后，一如各卷本完稿后一样，先生撰写了编后记。在后记中，先生根据对叙利亚（大叙利亚地区[27] ）“文明十字路口”历史演变的思考，论述了商贸活动在文明交往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作用，认为叙利亚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悠久的商业传统，商贸活动异常活跃，并吸引了来自中亚、东亚等地的商贾。来自各地的商品通过叙利亚被转运到希腊、罗马世界，甚至遥远的欧洲，“在叙利亚地区，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看到的环海和沿草原与欧亚大陆地带的贸易，已愈来愈成为跨地区的文明交往。”[28]交往的结果是不同文明的互动、相融。在论述商贸活动的文明交往、并与阿富汗“文明十字路口”比较之后，先生论述道：“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交往汇聚区的最突出之点，在于它是世界性宗教文明的发源地、融合地和扩散地。”“它创造了一神教，这在精神上和智力上都是文明的伟大成就。这种对上帝的特殊观念，既与埃及、苏美尔—阿卡德、印度和希腊宗教思想和感情相通，也与犹太教、祆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同。从宗教意义上讲，犹太教代表着古叙利亚文明。”“基督教文明来源于叙利亚文明，它是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交融体基础上交往的产物。”“叙利亚文明因素和希腊因素，同样在伊斯兰教中也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文明交往过程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叙利亚和希腊因素在叙利亚‘文明交往十字路口’汇聚交融的产物”。[29]叙利亚文明在古代东西方交往中的重大作用及其历史地位已被历史学家们高度认可，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就把叙利亚作为西亚国家的代表进行研究。

通过对“编后记”学习，我既对“文明交往论”有了全新的认识，更对古叙利亚文明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里又回想起一件往事。在一次交谈中先生嘱我，要对叙利亚古代文明多加着力，古叙利亚文明的重要性与国内史学界一片空白的研究现状存在巨大反差，力争出一些研究成果。先生当即从书架上取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交予我，此书至今尚在我手中。但我未能完成先生的嘱托，内疚感溢于言表。

先生为《中东国家通史》各卷本撰写的“编后记”是对每一部著作在理论上的升华，是对各卷内容的高度凝练，是每一卷的精华所在；而每一卷中先生撰写的“《中东国家通史》卷首叙意”更是如此，大大提升了《中东国家通史》的理论层次和学术品位，也使得这部因多人参与而必不可免的理论、思路、结构、体力等不尽协调、统一得以匡正。

事实上，先生在主编的所有著作中都以科学、严谨、求实的态度撰写序论、序言以及后记等。另外，长期以来多方学者仰慕先生，登门求序者络绎不绝。先生并未因工作繁忙等予以婉拒或草草了之，而是在认真审读、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以渊博的史学知识、宽阔的学术眼界，特别是结合自身的研究如“文明交往论”等，认真撰写每一篇序言。当求序者满意而归时，先生已经以他人之序，发自我之言，完成了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先生的理论专著《书路鸿踪录》等著作中，收录了大量的序言、序论、后记等，每一篇都是严谨、规整的学术论文。依我之浅见，以序发论，以序言与后记，完善全书，并表明心志，是先生多年来学术研究的特点之一。

三、未 说 完 的 话

 我有幸两度师从于先生，跟随先生学史问道、学史治学，认识了先生，也进入了中国中东史研究的学术殿堂。先生的道德学问，令我仰之弥高，探之弥深。同门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先生创建的中东史研究的学术殿堂——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也时时令我引以为荣。求学经历之外，我长期在先生身边工作，但我从不敢以同事自居，而是深感庆幸，时常有机会当面聆听先生的教诲。今天，我能执教于大学讲堂，从事于史学研究，离不开先生的引领，先生执着学术的精神和百折不摧的正气，更成为我行走世间的航标。作为一名受业多年的弟子，我始终视先生为道德文章的楷模，尤其敬佩先生的坦荡胸襟。而对于这一学术殿堂走出的每一位同门所取得的进步与成绩，在备感欣慰之时，也常常促我见贤思齐，引为榜样。

时值先生八十寿辰，将心中所想记录于纸上，以表弟子的感恩之意！

                             2010年4月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①]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月版，第1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22页。

[④] 彭树智：《时代、历史学家的歩履和史学观》，《史学家自述》，张艳国主编，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⑤] 彭树智：《文明交往和通史研究问题的思考――中东国家通史· 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⑥] 转引自梁寒冰主编：《历史学理论辑要》，中华书局1982年版，上册，第7页。

[⑦]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71页。

[⑧]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9页。

[⑨] 彭树智：《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2页。

[⑩] 刘新成、刘文明：《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中国世界史研究六十年》，《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11] 彭树智：《时代、历史学家的步履和史学观》，《史学家自述》，张艳国主编，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12] 转引自刘新成、刘文明：《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中国世界史研究六十年》，《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13] 陈峰：《西大历史系二三事》，《美文》2009年第8期。

[14] 张倩红：《文明交往语境下中东史学术体系的构建——< 中东国家通史>读后》,《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

[15] 彭树智：《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0页。

[16] 张倩红：《文明交往语境下中东史学术体系的构建——< 中东国家通史>读后》,《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

[17] 张倩红：《文明交往语境下中东史学术体系的构建——< 中东国家通史>读后》，《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

[18] 彭树智：《亚洲史研究的未了情——悼念何芳川教授》，《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

[19] 彭树智：《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870页。

[20] 彭树智：《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660页。

[21] 彭树智：《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322页。

[22] 彭树智：《做好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的关键在哪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2年第3期。

[23] 彭树智：《略谈博士研究生的学术个性化培养问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3年第2期。

[24] 同上。

[25] 彭树智：《做好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的关键在哪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2年第3期。

[26] 彭树智：《文明交往和通史研究问题的思考――中东国家通史· 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27] 1946年以前，叙利亚一词不是国家的称谓。历史上的“叙利亚”指的是亚洲西部南起西奈半岛，北到陶鲁斯山脉，西起地中海东岸，东到叙利亚沙漠的广袤地区。它包括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以及土耳其南部的伊斯坎德伦等地区。参见《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第7页。

[28]彭树智主编、王新刚著：《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第422页。

[29]彭树智主编、王新刚著：《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第428—429页。